就像很多作家都喜欢用笔名发表作品一样，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埃里克·亚瑟·布莱尔的笔名。1933年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时，他选择了英国一条河流的名字做笔名并以此名垂后世。
这是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恒河之间炎热的平原上的小镇，本地人靠榨油、编织手工艺品维持生活。奥威尔的父系祖先来自苏格兰，有着悠久的殖民活动历史。其高祖辈曾经显赫。到了奥威尔父亲这辈，家道已经中落，算是不富裕的中产阶级。终其职业生涯，奥威尔的父亲只是个殖民地中下层官吏。奥威尔的母亲有英法两国血统，祖上世居缅甸首都仰光经商，在她父亲破产后到印度当教师并在此嫁给了奥威尔的父亲。
1904年，小奥威尔一岁时，母亲带他和姐姐返回英国。一岁半时，他开始患上肺部疾病，余生他都被此病缠身，成了一个肺痨病人，并在46岁时因此丧命。死前不久，奥威尔提到其支气管有毛病。“一侧肺上有处结核性病灶，小时候一直没能诊断出来。”奥威尔的父亲性格冷漠沉闷，他常年在印度任职，奥威尔8岁前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在殖民地那带有剥削性的职业和他家族中产偏下的社会地位使他感到难堪甚至羞耻。
母亲为人势利，不让他和邻居水管工的孩子一起玩。所有这些家庭环境因素促使其内心带有一种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伴随他终身，并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
他心怀戒备、沉默寡言、愤世嫉俗、冷漠。他因为自己的殖民者家族传统、中等阶层出身、亲人的势利和接受的精英教育感到内疚，他后来选择自虐式的苦难生活一定程度上是他以此洗刷内心的负罪感。1911年，奥威尔进入了圣西普里安学校，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小学时光。学费减半收取，每年九十英镑，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年收入。圣西普里安学校条件艰苦，老师粗暴。每天清晨，学生们要跳进冰冷的泳池游泳锻炼。厕所污秽满地，臭气难闻。奥威尔曾经看到浴池水面上飘浮着一块粪便。早餐是大块面包和脏兮兮的锡碗盛的稀粥。奥威尔曾经因尿床而遭受了校长的鞭打。而一个爱打人的数学老师埃利斯更是臭名昭著，他给奥威尔留下的印象如此恶劣以至于在后来写作《缅甸岁月》时，奥威尔用埃利斯为一个狂热的坏人命名，他殴打一个缅甸男孩令其失明，因此激起了当地人的一场暴乱。
这所学校对奥威尔的身体和情感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化了他性格中不好的一面。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继续折磨着他。他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看不顺眼，又恃才傲物，这让他极其孤独。
但这所学校恶劣的条件也给了奥威尔过苦日子所需的基本训练，后来在疟疾流行的缅甸蛮荒之地当警察，在英国流浪、法国做苦工和在西班牙上战场时，他都能满怀热情地适应甚至以苦为乐。虽然这几年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奥威尔还是以成绩证明了他优良的禀赋。1911年底，奥威尔的综合素质名列前茅：游泳第3名，算术第2名，拉丁语第1名。1912年2月，他被评为综合成绩第2名。他还展现了他的文学天赋，在报纸上发表了诗歌作品。1916年春天，奥威尔去伊顿公学参加奖学金资格考试。两天半的考试后，他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于1917年5月进入伊顿公学。
伊顿公学造就过20位英国首相，知名校友包括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等人，是大英帝国精英的摇篮。伊顿毕业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傲慢和自信：他们毕业后将统治大英帝国，占据帝国内最重要的位置并对英国生活每方面都产生跟他们人数不相称的影响。
英女王访伊顿公学奥威尔入学时的1917年，学校的男生有1100名，全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才被招收入学，录取率甚至低于牛津大学。奥威尔属于更为少数的精英学生，是70名“国王学者”之一，这些人获得了奖学金，学费全免。由此看来，奥威尔似乎将在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牛津或剑桥大学，然后在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觅得职位，稳步上升达到人生巅峰。可之后奥威尔的选择却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在伊顿获得奖学金后，奥威尔决心松弛下来，不再死命读书。他喜欢且享受着伊顿提供的相对自由，可是对课程却趣味索然。他后来宣称：“十三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可以避免的功课我几乎没做过一点。”
奥威尔主要兴趣在课外，他和同学解剖过从屠夫那里讨来的动物器官，也用弹弓打死过一只鹩哥，把它偷偷带到实验室划开了它的胆囊。据同学约翰逊·梅杰说，奥威尔非常敌视他，就在一块肥皂上刻上他的头像，把大头针钉在头像上，以此来诅咒他。奇怪的是，这种有点巫术味的做法效果明显。三天之内，约翰逊·梅杰被揍了两次，直到奥威尔最后心软而撤销了诅咒。
抛弃了这些孩子气的恶作剧之后，奥威尔变成了一个博学的愤世嫉俗者。他睥睨一切，嘲讽循规蹈矩之人。但他也对朋友讲义气。他的老同学康诺利记得当奥威尔“发现一个恶霸学生在折磨我时”，对他施以援手，让那个学生饱尝老拳。
他在毕业前夕，竟然喜欢上一个叫伊斯特伍德的小男生。更滑稽的是，跟他争夺这个男生感情的对手是老朋友康诺利。康诺利在这场争夺中获胜。多年之后他还得意洋洋地向人夸耀此事。
除了一些文艺作品、几句愤世嫉俗的评论和在球赛中进过一个球，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年轻时的奥威尔没有任何特殊之处预示他将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后来对伊顿评价很差，在1940年所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他直截了当地断言：“我在那里没用功，学到的东西很少，我认为伊顿对我的成长说不上有多大影响。”
伊顿五年，他表现平庸。1920年，他在140人的班上排名第117。1921年，他从伊顿毕业，放弃了进入大学的机会，而是选择了去缅甸做一名警察。
当时伊顿毕业生中的五成以上进了牛津和剑桥大学，他同届毕业的14名公费生中，11名进了牛津和剑桥。而奥威尔却去了遥远的东方做了殖民地警察，是什么令他如此离经叛道？很多人认为是他成绩不够好得不到奖学金，家庭无力负担昂贵的大学学费。而实际上伊顿的公费生拿大学奖学金很容易，就算不去牛津剑桥也可以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不用花家里一分钱。事实是奥威尔本人不想上大学。他上圣西普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已属被迫，他急欲冲破学校里束缚性的条条框框，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既然不想上大学，伊顿毕业后的人生规划就成了问题。奥威尔的父母为儿子的前途吵过架，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在印度任职“是唯一一种他容忍儿子从事的职业”。而母亲“不顾一切地努力到最后一分钟想让他上牛津”。去缅甸当警察就由此变成了折中的选择，尽管不如父亲在印度当公务员那样体面，毕竟让奥威尔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帝国的东方服役，而且缅甸又是他母亲的出生地。
这个职业本身带有的制服、冒险、危险、权威和半军事性特征对青年人来说也很刺激。尽管这段经历看上去完全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著名作家的职业生涯中，但可以理解年轻的奥威尔还是渴望从事这种工作的。
1922年6月7日，奥威尔参加了为期八天的考试。他在29人中排第七，在3个被派往缅甸的人中第一。面试时他对主考官说他之所以选择缅甸，是因为母亲家族在那边有亲戚，他的外祖母现在就住在缅甸。他的第二选择是印度东北部联邦，他父亲在那里服务过几年。
9月1日，奥威尔体检合格并通过了骑马考试。10月份，他被任命为缅甸警察见习警官，年薪444镑加奖金。
10月27日，十九岁的奥威尔乘坐赫里福德号轮船开始了从利物浦到仰光三十天的航程。长达8000英里的旅程要经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途中发生了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奥威尔后来把它们陆陆续续地写进文章中。
第一件事发生在航行中。奥威尔注意到，赫里福德号轮船上的一位欧洲舵工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令他羡慕不已。这位舵工匆匆忙忙地从厨房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盛了半块蛋糕的盘子，鬼鬼祟祟地带着偷来的食物跑掉了，而不远的头等舱的旅客们正在大吃大喝。奥威尔认为，“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要远远胜过我从半打的文明用语宣传小册子里所学到的东西”。
第二件事发生在科伦坡港。一群苦力涌上甲板，要为那些下船的旅客提行李。一个苦力笨手笨脚地搬起了一个长长的铁皮标准箱子，以至于险些碰到人们的头，有人因为他不小心骂了他。一个白人警官朝他背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旁观者低声表示赞许此举。
科伦坡到达仰光两天后，渴望开始工作的奥威尔坐了十六个小时火车北上到了警校所在地曼德勒。
可现实不久就让他幻想破灭。首先缅甸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奥威尔在缅甸的四年多时间里，每年遭到野生动物致命袭击的次数高达三位数。其次，这里的气候恶劣——从2月至5月，气温接近40度，灼热的阳光可以把人烤焦，然后是漫长的雨季，一直下到9月份。
后来在《缅甸岁月》一书中，奥威尔称曼德勒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城市——多尘，炎热得难以忍受，据说它有五种主要出产，即佛塔、贱民、猪、牧师和”。
在曼德勒生活的14个月时间里，奥威尔接受了警察业务和多种语言的培训。奥威尔表现出了他的语言天赋，他很快掌握了缅甸语和兴都斯坦语。他的缅甸语熟练到可以非常流利地与缅甸祭司对话。
他在警校结识的朋友罗杰·比顿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一位伊顿毕业生在曼德勒栖身。他回忆说，奥威尔“相当腼腆”。可是，这位“十分忧郁的”人也会自娱自乐，其中一项就是骑摩托车郊游，奥威尔驾驶摩托车的技术极为娴熟。有一次，奥威尔邀比顿去猎虎。奥威尔带上比顿的德和从警校校长处借来的一把短枪，兴冲冲地赶着缅甸传统的牛车沿着丛林的小径前行，可是一无所获。
1924年1月，奥威尔完成警察培训课程后，他上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此后的26年人生中他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校和经历考试。接下来的四年中，他在六个常常令他反感的地方供职四到九个月不等。
1925年9月，奥威尔被调至英沙，这儿离仰光很近。罗杰·比顿来此处的奥威尔的家中看望过他。喜欢整洁的比顿被奥威尔家乱糟糟的情景吓坏了，山羊、白鹅、鸭子和别的家禽在楼下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奥威尔另一个怪僻行为是参加当地的缅甸克伦人部落的教堂活动，奥威尔解释说，不是因为他信教，而是因为他觉得与牧师交谈要比英国人俱乐部里的对线年中期，奥威尔病了，非常思念祖国，同时又怀疑目前正在从事的这份工作的意义。7月，奥威尔离开缅甸。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过。在以后的20年间，缅甸在奥威尔的脑海里久久萦绕不散，不时地出现在奥威尔的回忆中、出现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他的家人都被其决定吓坏了，他们搬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他父亲劝儿子考虑事业和前途。他的母亲担心他失去保障，也流着眼泪数落他忘恩负义，对家人为他能得到教育所做的牺牲视而不见。
父母在奥威尔身上实现投资回报的计划失败了。而他们的看法一点没错，接下来的15年中，当他以作家身份苦苦挣扎时，仅能勉强维持温饱。直到1942年当上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后，薪水才与他一开始到缅甸时的薪水持平。
对这么一个一生为生活费挣扎的人而言，这个选择确实是种莫名其妙的自毁行为。虽然他已告诉过家人说他决心写作，但在过去五年中，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过。他有文字天分吗？只有上帝知道，可是，奥威尔又不信基督教。
1928年春，奥威尔去了巴黎，住在第5区的第6大街。巴黎是很多同时代作家的心灵家园。20世纪20年代初，海明威就在这条街几百码外住过。菲茨杰拉德离这里才20分钟的路程。乔伊斯也经常在附近的咖啡馆出没。
1929年3月初，奥威尔生病了，住进了医院的流感病房。《穷人之死》这篇随笔就是纪念这段时间的生活：他被拔火罐，硬被敷上滚烫的药膏，当然还遭受了其他的屈辱的对待。奥威尔认为自己得了肺炎，但医院认定就是流行性感冒，15天后他就出院了。
出院后，奥威尔的住处被小偷洗劫，钱被偷走，他的生活陷入绝境。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那个贼是个意大利排字工人，也是同住那里的寄宿者，他配了钥匙，洗劫了12个房间。但事实上，他是被一个瘦小的意大利女孩所骗，她名叫苏珊娜，是个。
奥威尔到了赤贫境地，他试过在塞纳河钓鱼，但是没收获（海明威声称他在卢森堡公园捉过鸽子吃）。因为付不起房租，他露宿街头，连续三天没吃上饭。最后，他通过住院时结识的俄罗斯朋友找到了工作，先是在一家豪华酒店当洗碗工，后来在一间俄罗斯餐馆。一天13个小时，他干了10周。他是酒店最底层员工，还被领班强迫剃去了他心爱的胡须。他当洗碗工的经历后来用作了《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巴黎一段的素材。
在经常下榻于奥威尔工作过的那间酒店的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的回忆录中，她谈到某个酒店底层雇员如何被迫满足她丈夫深夜时的古怪要求：在某个派对上，我遇到一个样子虚弱的人，他说：“您不会记得我，但是我清楚记得您和您丈夫。”接着，他告诉我他在洛蒂酒店干过。有天深夜时，本尼按铃叫楼层侍者要桃子吃。但发现酒店里一个桃子也没有，这个人当时是个见习侍者，就上街去找，而且被告知如果连一个桃子也找不到就别回来了，有被马上解雇的危险。
当时，所有店铺都已关门，所以他可怜地游荡着，直到看到一个零售蔬菜水果的小商店橱窗里有一篮桃子。他不顾一切地敲门、砸门，但全归徒劳。他不敢空手回去，街上没有人，他就拣起一块石头砸烂了橱窗，抓起一个桃子赶回酒店，高兴地想着他保住了工作。但此后不久，他就放弃当一个侍者而是当了一名作家。他的名字？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于1929年底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继续几乎病态地执着于过流浪生活。1931年12月中旬，他喝得酩酊大醉。他走到一个警察面前，这位警察和气地把他带到警察局并关进一个小号，他在那里余醉未醒，因为没钱交罚款，只关了一天，就把他放了。几天后，他又试过在警察面前乞讨，希望被捕，到狱中过圣诞节。但他伊顿腔的口音成了护身符，警察们看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而对他视而不见。1935年3月，奥威尔在派对上认识了爱琳，他告诉爱琳的同学罗莎琳德：“那就是我想娶的女孩！” 爱琳·奥肖内西比奥威尔小两岁，毕业于牛津大学英语专业。当时正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凭着大约每年150英镑的稿费收入，奥威尔说服了爱琳这个研究生嫁给了他这个高中生。婚后，爱琳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和奥威尔搬到了沃灵顿村一间300年历史的村舍里，养起了牲畜，还开了家杂货店。他们一贫如洗，一周只靠五英镑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吃的部分靠自己种，部分食品和日用品可以打折买到，勉强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过的是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但他和爱琳结婚后的半年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36年7月19日，正当奥威尔在沃灵顿村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时，西班牙的法西斯派在佛朗哥将军率领下发动政变，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此次叛乱引发了内战，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共和军和法西斯军开战，前者由农民及工人组成，由领导；后者得到了军队的支持，由佛朗哥领导。
奥威尔当时刚刚结婚，在农村住得虽然穷困，但是心情愉快，而且正在写作他的第一本畅销书。他身体不好，还没有孩子。却很快就成了几千名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援西班牙共和军。愿意为一个遥远的外国牺牲生命。
1936年12月底，奥威尔奔赴巴塞罗那。为了令妻子、家人和朋友们放心，说他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者去西班牙。但他一直想打仗，一到巴塞罗那就加入了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在接受几小时基本训练后，他们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分队，很快被派去跟法西斯部队作战。跟其他志愿者一样，奥威尔对西班牙阵营内部林立的派系之间强烈的敌意一无所知，想当然以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打败佛朗哥。这为西班牙之行最后失败埋下了祸根。1937年初，奥威尔在巴塞罗那仅仅待了7天后，就被派到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前线周后，他去奥斯库罗山加入了英国独立工党分队。
当时的英国志愿者战友回忆奥威尔的装束：“是奇异的混合装：灯芯绒马裤，上面黏结着泥泞的卡其布绑腿和一双大皮靴，黄色猪皮无袖上衣，一顶包头护耳的黑褐色头盔，还围着编织的黄褐色围巾，极长，在他脖子和脸上围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围到耳朵上，肩上扛了把德国步枪，腰带上挂了两颗手榴弹。”
3月底，奥威尔因为伤口感染接受了手部外科手术，并在前线后方的医院住了十天。住院时，勤杂工偷走了他的照相机和大部分财物。5月10日，奥威尔回到了韦斯卡前线。他被擢升为少尉，率领一支30人的小分队，其中一半英国人，一半西班牙人。10天后的5月20日早晨5点钟，奥威尔接战友的岗，他爬上堆起的沙包，把头靠在土垛上。
一道眩目刺眼的闪光掠过，他被狙击手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喉部，立刻翻倒在地瘫作一团。他被送往师部医院，在脱离危险期后，被火车送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疗养院。医生告知他可能已永远失去发音能力，但幸运的他20天后就可以说话。这次受伤对他日后操着伊顿口音在BBC做节目完全没有影响。出院后，他已不能再上战场，拿到了退役公文和残疾证。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被逮捕，40名委员被投入大牢，警察正在搜捕该党所有党员。
奥威尔和妻子被判定为间谍，逮捕令已经发出。尽管身体依然虚弱，他仍在建筑废墟中躲藏了三天。6月23日，奥威尔和妻子及同伴登上了去法国的火车。他们装作旅游者逃过了特务的检查。过了边境后，他们拥抱在一起，庆祝逃出生天。
在西班牙的半年是奥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强化了他对政治的理解，也强化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启发他写出了他到那时为止的最佳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很喜欢战争，因为他不仅把它视为和纳粹的战斗，而且是和统治阶级的战斗”。战时的艰苦生活符合奥威尔的性格。他不戴帽子，脚蹬橡胶靴，身穿一件很大的战壕雨衣，手戴大号防护手套，围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在伦敦东奔西走。战时食物供应紧张，他却不在乎，盘子里的菜越差，他吃得越来劲。他常常一面大口吃着煮得稀烂的鳕鱼和苦味的萝卜缨，一面评论道：“我从来没想到这两样在一起这么好吃！”
奥威尔在1941年8月找到了能为战争做贡献的工作，即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当讲座节目制作人。他每周工作48小时做战时宣传，除文化、教育和政治节目，他还提供新闻评述，目的是说服印度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中的英方。他这时一年挣640英镑。这是他离开缅甸后收入首次超过当警察的时候。
他提出借一把手枪，海明威正好在巴黎有一批武器，就给他挑了一把柯尔特点32口径的手枪。
正当奥威尔在欧洲大陆奔波时，他的妻子因子宫肌瘤准备做手术，却在麻醉后死于心力衰竭。奥威尔深受打击，也感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要抓紧完成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当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期，罗斯福去世，墨索里尼被处死，希特勒自杀，丘吉尔选举失利，德国投降，8月6日，在广岛上空爆炸，日本投降。三巨头中，只有斯大林仍掌权。
《动物农场》最终于1945年8月出版，这篇故事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讽刺了苏联神话。那些猪为悬挂于厨房的几条火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主要的两头猪拿破仑（代表斯大林）和斯诺鲍（代表托洛茨基）一直互相斗争。在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蜕化、背叛和现象的寓言中，几乎每一细节都有政治所指。几个月后，英国女王派人来出版社要一本《动物农场》，那时已一销而空。皇室专员不得不去书店买书，这让奥威尔忍俊不禁。《动物农场》的读者面分布广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它被翻译成32种语言，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用作英语教学的标准文本。
《动物庄园》，奥威尔作品奋斗15年才取得文学成功，大多数同行会待在伦敦享受功成名就的感觉。但奥威尔不是这样，他想逃离这一切，怕财富和名气影响他独立的思想。《一九八四》正在他脑中成形，他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完善那个构思。
1947到48年，奥威尔隐居在英国北部的朱拉岛，一边与肺结核病抗争，一边写最后的作品《一九八四》。《一九八四》是部反对极权主义的杰作，总结了他一生对于政治的思考，富于想象力，具有创造性，写得凄凉而且悲惨。令人痛惜的是，当奥威尔创作其最复杂的作品，想利用自己全部艺术创造力使其达到完美时，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不得不与时间赛跑。
作为一部政治寓言，《一九八四》取得了辉煌成功，并继续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引起反响。它揭示了奥威尔敏锐的历史感，也显示了他对被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迫害和处死的无数人怀有同情。
《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期间的1949年6月8日，它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一九八四》在英国的首印数是2.65万册，而在美国的首印数是2万册，另加每月读书会的头两次印数54万册。到1984年，英国的企鹅版仍一年销售75万册，而美国一天就要销售1000册。5年后，《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一起以超过60种文字卖出了4000万册，奥威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
奥威尔对物质不感兴趣，一生屈指可数的物质需求也未曾得到满足，即使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名利兼收时也是如此：他想给收养的儿子买一辆漂亮的婴儿车（战时买不到），一双美国制的好皮靴（虽然寄来了，但不合脚），一辆在朱拉岛的山路上开的卡车（买的那辆破车根本开不动），治疗肺结核病的链霉素（有可怕的副作用）。
奥威尔从未拥有过一套住宅或者一辆漂亮的小汽车。他一生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年收入才超过一千英镑可以过上较为宽裕的生活。
在《穷人的死法》中，奥威尔说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亲人们陪在身边，但他却死在一间医院的床上，无人陪伴。1950年1月21日午夜，他肺内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他无力按铃叫护士，也无人听到他呼救。等有人来查看他时，他已经死了。
短短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公开发表了近200万字的著作。彼德·戴维森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全集》摆在书架上有1.2米长。奥威尔曾经说过，如果他能活到70岁，他的全部著作会摆满整整一书架。
一些城市议会通过决议，用奥威尔的名字命名学校和广场，以此向他致敬。伦敦的艾辛顿区有一所乔治·奥威尔学校，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的尽头有处名为乔治·奥威尔的广场。可谓备极哀荣，死后犹生了。
奥威尔的老朋友普里切特在纪念文章里称奥威尔是“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可以说是圣徒”。奥威尔确实以自寻苦难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他不仅写了，也像写的那样去生活。